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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被归为“苍蝇”群体的村官贪腐问题，屡屡进入公众视野，网络媒体报道的除外，笔者长期从事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对农村基层和基层干部较为了解，现就少数村干部产生贪腐及遏止其贪腐谈点粗浅看法。
从我县第八届和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及前两届村支部委员会换届的情况看，乡镇党委、政府对村委会换届是精心准备，高度负责的，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很多地方村级后备力量逐渐减少，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于是在一此地方，乡镇对少数村的村干部配备，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选好配强村干部，而是为了完成换届的任务，保证每个村都必须不缺村干部，从其表面看，这样并没有错，但违背了村级换届的主旨，一些不能胜任村干部职位的人抑或目的不纯的人，甚至好吃懒做有劣迹的人，也随之混进了村干部队伍。说村干部队伍是鱼龙混杂这样有失偏颇，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是能够受到群众拥戴的。但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村干部队伍素质，影响了他们在村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思想的纯洁，政治的可靠，勿庸赘议，说经济的独立同样是很重要的，不是提倡要基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吗？如果村干部家里捉襟见肘，自私自利者上阵后，难免不打村民的主意和村集体的主意，动歪脑筋，为个自敛财，为小家谋私利。对上述情况，乡镇党委、政府可选配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乡镇干部或部门负责人兼任，宁缺勿滥。
不少熟悉农村基层工作的同志认为，村官贪腐问题的发生，原因主要在于村民主体性丧生，因而，诊治手段除了村务公开、共同决策、更重要的是要树立起村民在整个自治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作为基层治理者的乡镇政府及为“三农”服务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单位，在任何时候千万要真正尊重村民的选择与诉求。所谓“主体性地位”，通俗地说，就是在村务决策过程中不搞暗箱操作，要让90%以上的村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并让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变成最后的决定。亦即是村民真正有“说了算”的权力。很显然，这对村民来说是很重要和最盼望的事情。但对于有些村的村民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愿基层政权的管理者不要轻易剥夺村民这种“说了算”的权力，要让村民“自我管理”，不仅存在于政治话语中，更要落实到村务决策的全过程。
但说村民主体性丧失，却又不尽符合事实。在全县各个地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愿望都非常强烈，他们渴望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关键是要有适合他们参与村务管理的人文、法制环境，就是说要给他们一个参与村务管理的平台。退一步说，即使村民的主体性丧失，也是被动而非主动，换言之，对于村官贪腐问题，并不是村民维权意识不强，不敢监督、举报，而是维权渠道不畅，监督的风险成本太多、太高。
村民维权渠道不畅，首先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不完善，这导致了村民在与村“两委”（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博弈中处于劣势。比如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必须有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投票，并须经过投票的村民超半数通过。但在基层实践中，这一点很难做到。一方面嫌麻烦，基层治理者潜意识认为，村里换届3年一次，本来就够烦琐的了，何必没事找事，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再差再坏，3年一选，到时把他（她）换下去就行了，不必重起灶炉，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再方面，村两委成员往往由村里大姓氏的村民担任，难以达到半数通过；三方面，财大气粗者控制了村民投票。虽然法律有规定，对破坏选举的行为，村民有权举报。但举报往往收效甚微，有的甚至是石沉大海，最多是宣布无效，真正因贿选而被判入狱的更是没有；四方面，村民委员会换届时少数工作人员（提票箱的一拨人）以保证实现组织意图为由乱宣传，引诱或欺骗村民违背自己的意愿投票，甚而至于以“你太忙”、“你眼睛看不见不方便”、“你想的与我想的一样的”、“某某不在场，我替代他（她）投票”、“这是上面领导的意图，一定要选XXX”等种种糊弄、欺骗人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做法强加于村民的头上，即是工作人员的投票变成了村民的投票，工作人员的意志变成了村民的选举。这事实上是在合法的外衣的掩饰下，干非法的事情，是有悖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宗旨的。有时，带头维权的村民反而受到打击报复，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村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伤。这首先要加强宣传力度，一是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让这项法规入心入脑，老幼妇孺皆知；二是要深入宣传与“村两委”换届有关的法规章程；其次要引入公平竞争机制，让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年轻人勇跃投入到“村两委”换届中来，让有志于“村两委”工作的年轻人实现其抱负，为他们充分发挥管理才干提供平台。
此外，还应真切看到，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影响，有的实际上已严重介入，日渐灰色化甚至黑色化的基层政治生态，严重加剧了村民对维权的艰难。一些农村宗族家族势力庞大，与本地黑恶势力相连，为虎作伥，伤害百姓（有的本身实际就是黑恶势力，呈现黑吃红或黑红通吃的现象），以非正常、非正当手段，通过威逼利诱骗强势进入村两委，直接导致了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一些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蝇头小利或为不受打击、报复，有的明哲保身，有的置若罔闻。比如村务不公开、不透明，办事暗箱操作，“一言堂”，“家长制”架空村民民主决策，致使“村民自治”变成了“村两委自治”，村民自治是空话，根本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说，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害，既是村委会政权退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村民自治乏力，村民主体性丧失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地方，迫于黑恶势力的淫威，村民常常是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在无奈之余，而以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同流合污”了——与其起来抗争而遭到报复，不如默认潜规则，还能得到些蝇头小利。现在在村社两委换届过程中，可以收受红包，被请吃请喝，不说司空见惯，确是常有之事。在一些公共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的村社，选票成了变相的有价证券，票价从百十元，上涨到近千元，据说还有飚升得更高的。这在不少村民眼里，是捞外块的途径，于是，“谁给的钱多就选谁”，一时成为一些村民的现实逻辑。
显而易见，要打破这种黑色的利益链条，除了填补村民自治的漏洞，更重要的是，需要从基层政权建设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解决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的政权退化的问题，以及要建立完善独立清廉的村民自治司法体系。只有增进民主，增强民权，严明法制，加大贪腐村官的成本，才能真正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确保自治的公民不被异化和弱化。增强基层政权的稳定性、权威性。
邵阳县经管局 李志龙 王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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